“史家辦報”的 意義仍在

 　　譚嗣同曾稱報紙為“民史”，這是因為在當時的媒介品種中，報紙最能體現“史”的特點，因為它不僅記錄新鮮事實，而且還有對事實的剖析與評論。所以，后來進步報人史量才等提出“史家辦報”的主張，意在倡導辦報者當認真，體現很強的歷史責任感，以為后世留下信史。

  　　當今電子技術的進步，已經達到網絡無所不能的高度，似乎沒有什么傳播的邊界了，好像一切都可以在網絡這個無邊的空間里隨意播撒，也有人認為傳媒人已談不上什么“史家”的責任了。   　　事實上，作為平臺的網絡主體，至少仍然有著話語的留置權與選擇權。打開一個網站頁面，關于欄目的設置、置頂的意圖、內容的選擇，還有影像的剪輯，色彩的運用等，都無不體現著一定的編輯意圖。   　　西方有這樣的諺語：“數字不造誑語。”可是，事實是，在數字化已成為社會取向，大數據發威于自動生成新聞等技術領域后，數字和比特并不能自動說明什么問題，它的解讀依然離不開傳媒人的主觀立場。   　　人的責任總是要有一定的對應物。如過去人之對應于環境空間的責任尺度比例就很小，工廠煙囪的冒煙不會引起社會責任的問題。但是今天就不一樣了，一切環境行為都會有環境責任的對應。這是因為，環境要素的重要性上升了，而且環境監測者作為第三方，其監督作用無處不在。而在傳播空間當中，無限的網絡空間，也并不是沒有人檢測，并不是沒有可以測量的尺度，人的傳播行為要接受包括社會的、歷史的、倫理的尺度檢驗，它的檢測來自于多個維度，而且具有實時與延時兼備的受測特點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檢測與監督是伴生關系，沒有不受監督的傳播客體。   　　以往，紙質的媒介以其易存性和容量的確定性，成為歷史可靠的對應檢索物。現在，有人心中不確定的是，海量、易變的電子媒介，能夠具備歷史對應檢索物的品質嗎？   　　關于這個問題，有兩個答案：一是社會就是一個巨大的存儲器，分享與共享是互聯網的特征，只要一上網，再怎么也改不掉分散存儲于無數社會公眾中的原始狀況，因此，信息的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；二是目前技術已經取得了保存海量原狀信息的能力。世界上一些大圖書館，已經把包括推特等社交媒體上所有的原始數據保存起來，這些今后就是寶貴的“數字化石”，可以為歷史研究提供源頭性的資料。   　　左史記言、右史記事的古代傳統，今天已經被賦權于新的媒介主體。沒有了專司其職的爵職，卻有了更超邁的責任范疇，這是媒體人的榮光。   　　（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）